巩胜利：囿“鸟笼”入“铁笼”

　　2012年12月28日，中国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两个关键历史时刻，强调了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并与最近第一次印刷出版了二十年前、于1992年《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预示着习李新政将继续推进因遭遇全球金融海啸“胡温十年”倒退的中国市场经济体制。

　　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后，中国进行了10多年的“市场经济”开始大举回收。现在，中国经济既非“市场经济”，也非“计划经济”，界于“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对撞的尖峰之间，特别是“计划经济”的政府高度管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之最，而“市场经济”本身是有市场修复和调节能力和作用的，但当前的中国经济几乎全被中央政府一统高度管制，却没有任何市场的修复力量来调节。中国现在既不是“市场经济”，因为没有任何市场所有的能力，只是中央政府施以权力和所谓计划经济、集团利益的一种保障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没有朝鲜、古巴那种“计划经济”商品严重匮乏和分配形式，这就是中国经济生态环境的最大异变，也是强调、刻意人治“中国特色”经济的根源之变，等到美国翻过这轮金融海啸、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的“周期”，那么“中国特色”经济就是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的矛盾重重、纷争迭起——是市场经济地位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游戏规则、源头的兼容性出了问题……囿于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及其蔓延，中国由“鸟笼”经济起始、至今核聚变成“铁笼”经济时代。

　　讲中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之临界，又谓一党统制经济、或权力经济，这是因为在一党绝对垄断之下，没有任何法制的环境制衡，也不按任何规则出牌，经济发展成了党权经济的唯一方向，先党后国，以至于完全失去大自然、自然法则中动植物食物链高端老虎、狮子、狼、大象等，中端的马牛羊等，低端各种小动物、生物等，大毒草们、小毒草们也当然应该有其生存的人类环境；而中国党国统制经济，党领导权至上，除了国家以外，工青妇、所有团体、所有中国国内的任何机构、协会……公民利益被历史性搁置，将金融与货币、利率汇率、工业农业、商业贸易、水利工程等等所有产业的都要纳入以党的利益而区别存在与否，与过去全球各国市场经济、计划经济都没有过这种空前的悖论格局、前所未有的党权至顶，将中国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环境等等所有资源纳入一党统制之下，一统垄断，铺天盖地无所不能、无所不及，这就是现行中国一党之下“统制经济”与全球各国不同的鲜明时代特点。2012年12月10日，中国公布数据显示，11月份出口同比仅增长2.9%，达近30年来最低增长，凸显出中国经济改革的必要性。随着出口大幅下滑，中国经济需要一个新的增长引擎。中国出口增速动辄20%以上的日子早已不再重现。成本的上升，意味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开始不敌成本更低的地方。自2008年9月15日后至今（到2012年末）的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中、不仅仅是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世纪之最，更甚烈于执政党——共产党的党、政“双重”——“党干预”“党控制”，从宏观到根源完全悖论“市场经济地位国”。

　　据世界银行网站2012年发布《世界各国（地区）社会经济概况》2011年数据显示：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变化，城市化、现代化使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不断增长，除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中国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以购买力均价计算达8000美元），在全球180多个国家中，中国排到了第90位左右，恰好居中间，至少不能算是低收入（贫困）国家了。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力量，也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巨大变化，但自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后至今，中国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根源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党中央对经济管制、游戏规则的实施、国有企业垄等，已经完全脱离了“市场经济”的大方向，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地位国”都生成了严重的悖论，所以中国2012年这轮经济向下，事出有因，是囿经济环境变化使然，绝非温家宝下浙江、四川、广东省减一些行政性收费就能够解决，一如中国房地产业已达全球各国之绝对尖峰，之所以中国古人讲“上山容易、下山难”，中国经济就面临着这样63年空前、自己设局、大环境生态的最大劫难。前30年，中国走了计划经济——鸟笼之路；后30多年中国向市场经济国家迈进，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后，中国又走上“铁笼”经济之路——全盘垄断……


胡温十年经济环境更尖锐

　　中国经济的这轮持续向下，特别是各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产业规划大投资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出笼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因面临中国的经济持续下滑，各地政府密集出台产业投资规划，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但到密集的8、9、10三个月，地方投资总额已达近20万亿，不过中央政府投资依然没有动静。“地方出台这些规划有利于遏制经济快速下滑，防止经济硬着陆”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许正中教授向媒体分析说，中央也有能力出台新一轮刺激计划。有分析认为，中国政府完全具备推出全国性经济刺激计划的显著实力，钱的问题不是关键，但关键是担心像2008年那样引发新一轮流动性泛滥，中国一直都不会使用“宽松货币”的策略，中国当前最最担心得是就业总体稳定，因此中央可采取温和对策；但如果就业出现恶化，中国很可能砸下另一锤猛药。

　　2012年8月以来，中国最后留守总理温家宝分别考察了浙江、四川、广东省等省。在8月24至25日，温家宝在广东省分别来到广东省广州、佛山、东莞等地考察调研，温家宝最后离开前指出：（1）、广东迫切需澳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对行政审批制度进行先行先试，对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现象，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等精心制定试点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广东省是中国的财神第一省，占全国GDP近1/7，广东省生产总值由2005年的22557.3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45472.83亿元，比2005年增长79.1%，比2000年增长2.3倍。先后在1997年超过新加坡，在2003年、2007年超过我国香港和台湾，经济总量连续22年名列居全中国第一。广东省的腐败形势也非常极端严重，出现过750多万人口、中共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任上130多位党政官员被牵连绳之以法，有720万人口、中共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系列腐败（此第一地方官员腐败案，见网文《广东茂名说真话的罗荫国书记一席谈》传有16亿人民币腐败之巨。导致当地303名党政干部全军覆没，但广东省经济走在全国前列，党政干部超级腐败案亦是全国之最）。（2）、温家宝要求采取措施推动出口稳增长，立即组织外贸企业检查，取消不合理不合法收费。这就是说，温家宝依然没有摆脱中国“出口创汇”转型——30多年的魔咒、依然在用“人家的脚来走自己的路”，“出口创汇”是要看人家的脸色来发展外贸，而自己是无法决定的，第一次全球金融海啸中国就经历了“出口创汇”的疲软阵痛。温家宝维持的是，在自己到任之前，不要继续经济向下，他每每九年来、举声高呼“改革开放”，至今已经是力竭话尽，再空喊有什么用？自己已经到位，壮志却依然高耸如云、难以抵达……这是温氏9年一直不断在空喊的结果。

　　实际上，早在2012年5月31日之前，中国举世第二论大投资序幕就早已拉开序幕，只是与2008年10月中国中央政府以开天辟地4万亿大投资的方式不同而已。中国这一次大投资是以中央企业为主力，将比第一大投资更加难以预料和掌控。第（1）单是4月27日，陕西省政府与国务院国资委在北京签约37家央企总投资超过7000亿元（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央企7000亿元入陕》一文）；第（2）单是5月15日，国务院副总理、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宣布央企在渝签约3506亿大利单（见2012年5月28日《中国经营报》B11版《张德江低调治渝渐入角色》一文）；第（3）单是5月31日，中央政府第三次援疆工作会议结束，中国东部19个省市决定援疆投资3000亿（见5月30日20.05分中央电视一套《春天绽放》数据统计），而在此之前4月19日，中国央企援疆项目计划开工178个，总投资7243.15亿元（见4月20日新疆“亚心网”《今年央企拟开工178项援疆产业总投资逾7000亿》一文）。2012年，由中国央企与19省市援疆两项，已超过1万亿之巨。

　　新疆、重庆、陕西等这三省市区大投资之和已经超过2万亿人民币之巨，相当于2008年中央政府4万亿大投资之一半。另外，中国还有28个省市自治区没有公布类似2012年的救市投资计划。5月30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参加第三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称：“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也在加大”。并表示，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坚持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方针。到2012年8月末，中国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大投资、实际上已经超过10万亿之巨，但还有一些省份还将继续出笼拉动策略出笼……

　　中国出口贸易经济，是改革开放前30年时期取得最大、最多、最有效的“出口创汇”式的经济贸易之路。也是“用人家的脚来走中国的路”的有效方法，但人家的脚并非中国自己所能够决定，人家的脚长在人家的腿上，人家要是不买你的商品，那么中国出口2012年增长10%的目标就可能无法完成。


地方投资堪比中央4万亿更难控

　　2012年9月27日，广州市政府宣布未来五年投资5000亿，建设216个重大项目计划（见2012年9月27日《南方都市报》封面“头条”标题为《穗五年5000亿建216重大项目》及《广州大手笔5年砸5000亿》系列报道）。报道称：广州市投资5000亿人民币，希望带动投资20000亿元的拉动经济效益，价值链升值4倍，这有多大可能？中国还真能以“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前行？

　　8月20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总计提出177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过万亿元。同天，重庆发布工业领域主要产业三年振兴规划，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贵州近日出台3万亿元生态旅游投资计划。黑龙江亦公布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此前7月，宁波、南京、长沙等地也陆续公布投资计划。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稳增长当然会带有投资扩张的特点。”中国国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接受媒体采访时发出疑问：关键是中国“投资结构是否合理”？

　　“现在是经济下滑期，出台这些规划有利于遏制经济快速下滑，防止经济硬着陆”。中国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许正中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道，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产业上，新技术、新技能正在代替传统产业；区域上，资源和生产要素在逐步向有条件的地方集中，大城市优先发展。上述背景下，各地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空间较大，既能从转型升级着手，也可从基建投资着手，都有利于拉动经济。而信贷政策开始松动、城投债发行提速、基建类信托愈发火爆等都将是地方政府获取投资资金的有利条件。但中国地方投资的10数万亿钱从哪里来？

　　不过，地方投资潮可能带来的隐患亦不能忽视。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接受媒体采访时提醒：“如果结构调整做得不好，只是单纯地保增长，也保不了多久。对于接下来的经济形势，不能简单看经济增长率这个指标，而应当看后劲是否增强，看产业调整进度”。

　　最近，中国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涉及投资额动辄上万亿元。市场人士指出，由地方政府主导的新一轮投资潮来临。据不完全统计，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分析人士认为，这些规划提出依据地方要素禀赋优势，通过打造地方投资产业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投资者可从地方版产业规划中寻找新的投资主题。


地方政府超级投资频出

　　据2012年8月23日《中国证券报》《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50天公布7万亿投资计划》一文报道：7月广东省2353亿元广东实施重大建设项目向民间投资公开招标，首批共推出44项，总投资额2353亿元，其中交通和城建项目的投资额占到近六成。8月底底前还要公布第二批招标项目并召开项目推介会。7月长沙市8292亿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其中，重大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

　　8月广州市1984亿元下半年要重点抓好年度投资714亿元的101个重点项目建设和列入省现代产业500强的120个项目建设；抓好国有企业总投资为1270多亿元的76个续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8月贵州省3万亿元《贵州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未来10年完成投资3万亿元。按照10年投资预期，政府每年为此规划需投入1000亿元左右，主要用于交通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8月重庆市1.5万亿元“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8月广东省1万亿元《关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以及五个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总计提出177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万亿元。8月山西省1万亿元山西省投资促进局在第四届能博会新闻发布会上称，签约项目上千个、签约金额超万亿。实际上，频繁出炉的区域规划并非局限在省一级层面。在稳增长背景下，早在7月16日，浙江省宁波市就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新政内容涉及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要素保障、营造氛围六个方面。

　　7月23日，江苏省南京市发布《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出台一系列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政策，涵盖投资拉动、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旅游休闲消费、文化体育娱乐消费、教育消费、健康消费、会展消费、节假日和新型方式消费以及绿色消费10个方面。有些地方虽然没有出台政府文件，但是也发布了重点投资项目。7月26日，湖南省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8月12日，山西省投资促进局有关人士在第四届能博会新闻发布会上称，本届能博会签约金额超万亿元。

　　2012年9月3日到11月末，据中国房地产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发展研究中心房地产研究所所长谢逸枫撰文《谁来为新一轮18万亿投资买单？》一文披露，目前中国已有18省市地方政府投资计划总金额出笼，总金额达到近20万亿元之巨。经初步统计，中国全国地方以下投资规划计金额已达到18万亿元之巨。其中，7月份，湖南省长沙市公布投资8292亿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其中，重大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8292亿——总投资中，3748亿元的“四十”重大项目和155个一般项目，总投资4544亿元。8月份，广东省广州市投资1984亿元下半年要重点抓好年度投资714亿元的101个重点项目建设和列入省现代产业500强的120个项目建设；抓好国有企业总投资为1270多亿元的76个续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8月份，贵州省投资3万亿元《贵州生态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提出，未来10年完成投资3万亿元。按照10年投资预期，政府每年为此规划需投入1000亿元左右，主要用于交通和医院等基础设施建设。8月份，重庆市投资1．5万亿元“十二五”期间，全市工业将累计投入1．5万亿元，建成7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和3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工业总产值突破3万亿元。8月份，广东省投资1万亿元《关于充分发挥海洋资源优势努力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决定》以及五个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总计提出177个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约1万亿元。8月份，山西省投资1万亿元山西省投资促进局在第四届能博会新闻发布会上称，签约项目上千个、签约金额超万亿。8月份，武汉3131.49亿在“十二五”期间将重点建设82个交通建设项目，总投资3131.49亿元。7月份，浙江省宁波市20亿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26条，提出加快推进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对投资额2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和3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予以单独考核和表彰。8月份，广东省深圳市6987亿深圳市重大项目计划安排项目309个，总投资6987亿元，其中续建、新建项目184个，总投资464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660亿元；前期预备项目125个，总投资2347亿元。其中，轨道交通三期7、9、11号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已经通过中资公司评审，正等待国家批复。8月份，上海市投资1166亿今年，上海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共安排项目95个，当年计划投资1166亿元。8月份，湖北省13176亿湖北省则确定重点建设项目511个，总投资13176亿元，当年计划投资2076亿元。其中，湖北省投资1万亿《湖北长江经济带“十二五”规划》正式出炉湖北经济带内的沿江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十二五”期间，湖北长江流域将再添13座跨江大桥。8月份，江苏省投资20857亿江苏省计划安排省重大项目220个，其中200个实施项目总投资20857.0亿元，当年计划投资4450亿元。5月份，广西区南宁市，投资1300亿今年五象新区安排“双百”项目191项，总投资1300多亿元，年度计划投资306亿元。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包括43项道路工程及一批桥梁、公共建筑、公共设施工程和农民回建房项目共109项，涉及20个建设业主；重点产业82个项目涵盖七大板块十大类项目，涉及建设业主70个。8月份，新疆自治区投资1.5万亿，新疆迎宾馆召开的19个援疆省市国资系统产业援疆座谈会公布，“十二五”期间，中央企业计划在疆投资将超过1.5万亿元。8月份，河南省开封市投资1000亿，开封市将投资1000亿将老城区改造成近20平方公里的实景人文旅游胜地，重现中国古文明——北宋“汴京”时期盛景，同时要建设一座工业化新城。8月份，福建省1.4万亿《福建省企业技术改造专项行动计划》“十二五”期间，福建将累计完成技术改造投资1.4万亿元，其中2012年和2013年分别完成2000亿元和2600亿元。8月天津市投资1.5万亿，天津市今后4年本市将投入1.5万亿元重点建设10条产业链。17，浙江省8月1.2万亿，在杭州举行的浙江省扩大有效投资推进大会上，浙江面向民间资本招商推介441个重大建设项目，总投资达11830亿元。9月24日四川省公布包括2242个重大项目、总额高达3.67万亿元的新投资计划，这一计划的总投资相当于四川省去年全年GDP的1.75倍。

　　继9月3日批复25个城市轨道交通项目、20个其他交通仓储项目、1个能源管道工程项目和3个企业借用境外商业贷款项目之后，9月6日中国国家发改委（又称“小国务院”）再次批复了11个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污水处理厂项目9个、垃圾焚烧发电项目1个和新材料项目1个。中国国家发改委批准了总共55个基本建设项目规划，涉及投资近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政府希望2012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5%，2012年度第1、2、3季度都未达标。


救市刺激不是市场经济地位套路

　　中国地方版的经济刺激计划陆续出台，中央呢？很多观察家认为，上一轮经济刺激计划令银行业饱受信贷风险威胁，并且耗尽了地方政府对大型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因此中央迄今没有像2008年那样推出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但标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招数远未用尽，中国政府仍有可能推出全国性的经济刺激计划”。

　　不必担心钱从哪里来。虽然中国2012年财政增长乏力，但标普分析师陈锦荣指出，中国政府仍然具有在必要时支持经济增长的显著实力。首先，得益于高储蓄率，中国已经积累了相当规模的金融缓冲。即使在2008年的刺激性一揽子计划之后，这种缓冲仍然保持相当规模。银行业潜在借款实力仍然较强。举例来说，美国银行家协会近期明确指出中资银行是美国企业借款来源的主要竞争对手。陈锦荣预计，中央政府对项目的明确支持能够对财政疲弱的地方政府给予补偿。此外，中国的基础设施仍存在巨大投资需求，亦不必担心没有投资项目。

　　有观点认为：“中国特点就是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很强，所以中央和地方肯定是有能力支持新一轮刺激计划的，不用怀疑”。但象2008年末中央4万亿刺激，谁想到了中国通货膨胀、房地产都达到了近60多年的历史之最？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正中接受媒体采访时还认为，“中央肯定会有持续的经济刺激计划”。然而，如果跟2008年一样主要依赖信贷增长来拉动的话，新一轮大规模刺激性计划有可能导致新一轮流动性泛滥（“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恶性怪圈），从而对地产调控以及通胀带来更大压力。此外，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向媒体表示，目前总体就业状况稳定，好于2008年。因此，截至目前中央仍采取循序渐进对策，还可不到下猛药刺激经济的可能。但如果失业状况迅速恶化，陈锦荣预计，中国政府很可能优先稳定就业，而次要考虑上述通胀等问题，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并非无力推出，而是在为可能更困难的时期做准备。

　　最近，美国主流媒体《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连续发表几篇长篇报道指出，继2010年的加薪潮，反映了中国劳动力短缺的总趋势已经在现实中发生了难以抵御的影响，并将大大砍掉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文章用图表揭示，到21世纪1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保八”基本已经不可能，其中2011-15年的GDP平均年增长率预计低于8%，2016-20年则为7%左右，到2021-25年降到7%以下，2026-30年则降到6%以下。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下降趋势，和中国劳动力供应的萎缩基本是同步。

　　2015年，中国劳动力供应将到达顶峰，并由高峰开始下降。由于低端制造业使劳动市场以干粗活儿的非技术工人为主导，一般劳工到65岁以前就退休，年轻劳动力的供应成为关键。但是，也正是因为中国“独生子女”年轻一代数量一直处于减少得最厉害。其中16-24岁的劳动力供应已经到了峰值，并在未来12年将再下降三分之一。据有关专家分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GDP年增长率的贡献达1.8%；但到了2030年，劳动力供应萎缩则会砍掉GDP年增长率的0.7%，这一上一下，就是未来中国经济可能2.5%的年增长速度。

　　中国劳工的主力，是2.3亿的流动人口，但中国是13亿人口，就是说中国3亿劳动力要养活。他们在深圳也好，陕西也好、还是在新疆，追求的是相对接近的工薪。工厂的西部迁移，在劳动力成本上节省的开支是非常有限。而中国内地的工业基地在能源材料及成品的运输上，成本甚至还要远高于沿海地区。所以，仅从市场竞争的角度看，工业西进并不能挽救制造业的衰落，甚至延缓这种衰落也没有太大效力。富士康内迁的战略，其实还是和各地方政府讨价还价，在土地、税收等等方面要来最大的优惠，以政企联盟的模式经营，实际上还是维持着强制性的劳工制度。


加速中国危机、环境之乱是根源

　　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认为，从区域来看，中西部投资需谨慎。当前需要关注的不仅是经济总量问题，更是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比如2009年出台的四万亿元投资计划中，中西部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内资金增长率都比东部要高得多。正是由于这种行政性资金划拨的投资效益大大低于东部地区。经济学家李才元认为，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可能正在经历“中央向地方转移”、“政府向民间转移”两个重要的转型，中国经济的“内需战略”正处于关键时刻，“从前是长胖了，长高了，现在要长肌肉，长结实”，因此，首要问题是克服“内虚症”。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马光远并不看好现在这种投资拉动经济的方式。他表示，过去几年，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今年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铺摊子，大胆投资，在地方政府自身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这样，“债务黑洞越积越大，这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也认为，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四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到2012年以来，中国现经济方式有悖全球各国“市场经济地位”的表现形式主要为：

　　a）、中国贫富悬殊已达极致　2012年9月14日，官方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与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了首部“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第一次披露整体“中国贫富差距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中国全国整体基尼系数，2010年已达到0.438，介乎临界顶（还有0.062点可以攀升），而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这一数字为0.275。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的规定，基尼系数一般情况下处于0-1之间，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达到严峻程度，进一步扩大则有可能引发整体社会不稳定。中国农村居民收入贫富悬殊正处在一个危险时期。在此之前，中国国家唯一通讯社——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8月22日发表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对6000多户农村居民过去三年的现金收入进行了抽样调查的结果：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2011年已达到0.3949，正在逼近0.4的国际警戒线。

　　b)、人民币汇率风险开始凸起　自从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现在是2012年8月末，人民币汇率刚刚出现一些明显双向波动，人民币贬值的风险就浮出水面。目前，人民币的贬值（对美元）既有全球资金流向美国以避欧洲风险的原因，也有中国经济增长和出口下滑的原因，国内、国外两个因素致人民币出现双向波动符合中国经济和货币的规律。此外，中国还有3万多亿美元外汇储备堆在那里。

　　c）、中国央行继续开闸放水　10月9日（周二）中国央行通过逆回购操作向货币市场投放了人民币2650亿元（合421.4亿美元）现金。此前自6月末以来已累计投放2.418万亿元。受假期消费需求影响，在黄金周开始前中国银行系统通常会出现资金紧缺。因此，中国央行已在9月25日向市场注入人民币2，900亿元流动性，创下纪录水平。中国央行自6月末以来开始采取更为宽松的政策立场，每周会进行两次例行公开市场操作，向市场投放的资金规模平均为人民币894亿元。

　　d)、中国股市一举回到12年前　2012年8月27日，星期一，中国沪股指跌至2055点、一举回到12年前。又是周一，而让股民们揪心的是，黑色星期一再度如期而至。黑色星期一，在大小限售股解禁的压力下，券商股大跌，并带动股指大幅下挫，这已经是2012年前7月以来、第5个黑色星期一。截至收盘，沪指报2055.71点，跌幅为1.74%直逼2000点，而深成指报8402.15点，跌幅更高达2.06%，双双创出近3年半来新低。而沪指昨日的收盘指数更是低于2000年8月25日(2010年8月27日为周日，休市)的2086.70点，一举回到中国资本股市的12年前。

　　e)、中国钢铁业垂死挣扎　据中国最大平面传媒集团人民日报旗下《中国经济周刊》杂志2012年10月号上期刊载：2012年到9月份，中国钢铁销售利润率由2011年同期的3.06%降到现在仅0.13%，也就是说，卖一顿钢铁的利润是1.68元，连一张公交车票都付不起（在广州，一张公交车票通常是2元）。这是中国产业“大跃进”的必然结果，如今中国房地产业调控，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铁建设大收缩，全球吨位最大的中国造船业订单减少，中国汽车产业增长在放缓，致中国钢铁业跌至近10年最低谷。

　　f）、中国非税收入猛增　据中国国家财政部数据，2012年1-7月份中国税收增长放缓，但全国非税收收入10459亿元，同比猛增长达30.2%（见2012年8月31日《南方都市报》社论《猛增非税收入，反为长远税收埋隐患》一文）。还有，全球大国中最高税收体系，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从来没有下调过基本税基，反而各种税收轮番推出，反反复复想办法来加税供中国各级党政享用（而在全球约198个国家中，只有约2%的国家将党纳入国家税收的保障体系）。

　　g)、“裁判员”大举入中国市场玩游戏　近几年中国市场经济“裁判员”大举进入市场玩游戏成为中国今天最大的不公正、不公平：首先）、是各级地方政府声势浩大、充斥在中央电视台开始大兴用财政拨款大做广告的浪潮（CCTV1、CCTV2……地方政府的广告铺天盖地，形成一道全球各国都难得一见、独一无二的政府广告风景线）；二）、是以各级中共宣传部系为首当其冲、掌握中国各级媒体生杀大权的“裁判员”开始在各级电视台、报纸、杂志、城市户外广告，喧宾夺主大兴用财政款、纳税人款在资源性垄断领域用手中权力大做广告。中国各级系统战部、政府、工商局、税务局等政治裁判员的资源部门，大用手中的生杀大权大兴广告、占领眼球的之道。用各级党政垄断大权、政治资源大做广告，是“市场经济地位”的裁判员、运动员界限根源紊乱，还与企业、产业、行业等形成完全悖离、不公的市场环境，特别是各级政府、中共系宣传部等进入媒体、电影、电视等领域。可以想见：若是足球“裁判员”进场踢足球是一种什么样的紊乱结局。中国市场经济的竞争，裁判进市场竞技，从源头使中国市场成为全球各国最大、最严峻的悖论，这就是中共中央极力标榜的社会主义“特色中国”？

　　h)、8月投放货币史前之最　据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中国投放人民币8月以来创历史之最，一个月之内有12天投放人民币，仅28日这天就投放1250亿元，上周抛出人民币达3650亿元，8月单月实现净投放资金量仍高达3440亿元，创下14个月来的新高（见2012年8月29日《南方都市报》C03版“财经要闻”《央行连续十周逆回购昨再投放1250亿元》及2012年8月31日《上海证券报》《央行8月净投放3440亿逆回购独挑大梁》一文，这是中国人民币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件。中国央行2012年8月份这种史前大投放，则预示着中国9月份降人民币基准利息或降准备金的可能性依然在加大。9月、10月，依然大规模保持8月份货币投放当量。

　　i）、世界银行发布中国经济继续下探　10月10日世界银行发布：中国将在下周发布第三季度增长数据，外界普遍预期中国将连续第七个季度出现增长放缓，且根源难以恢复以前的那种高增长。凸显这一趋势的是，世界银行(World Bank)本周将中国全年增长预期从8.2%下调至7.7%，这将标志着中国10多年以来最疲弱、最严峻的经济增长依然。

　　j）、中国经济产能过剩严重　在中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的情况下，产业产能严重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数据显示产能过剩行业为：钢铁31%；水泥28%；电解铝35%；多晶硅45%；不锈钢60%；工程机械32%；农药60%；风能发电70%；光伏95%；化工20%等，消化这些过剩的产能，时间会非常漫长，需要一、二个经济周期来消化、过度，很难在短期内有所缓解。

　　针对这轮——63年来的中国超级大投资，8月29日著名学者郭飞雄与中国著名哲学家、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谈话时论道：2013年末至2014年，是中国地方这轮大投资——通胀的历史新颠峰，远比2011年更为超核严峻，是18大后的中国新政骑虎难下、难有任何国策能够遏制，因为这轮中国大投资是31个省市自治区在空前的运作，远比中国中央政府的4万亿大投资难31倍（中国有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国经济、市场正面临着“出口创汇”根源的改变，中国出口若是美欧金融海啸、主权债务危机不回暖，则会遭遇持久连续的挑战。这是中国继4万亿第一次大投资之后，再大4倍以上的世纪大投资——有学者估算，2012年这轮地方政府大投资，至少是2008年的4倍到6倍以上（有可能在17-20万亿之间，截至到8月29日，中国《13个省市投资规划已近13万亿》（见2012年8月30日《南方都市报》C03版同题文，作者张晓华。其中数据中不包括中央企业投资各省市区），到2012年8月底，中国还有近2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未公布其投资规划数额。

　　更严峻的是：今日中国社会占总人口71.8%的人普遍存在“习惯性质疑”（见“光明网”2012年7月5日《调查：71.8%受访者确认身边普遍存在习惯性质疑者》一文），这是因为：（1）、中国官方普遍腐败成行，防不胜防、越来越暗无天日；（2）、中国社会频频爆发，如煤矿死人事件、毒牛奶事件、经常光顾的见死不救、草菅人命……社会断代性诚信缺乏、长期法治环境匮乏、道德沉沦的必然结果；（3）、“法治中国”历史性严重匮乏，偏颇于一党独裁、党高于国家利益，一边倒，国家的“大自然”环境严重匮乏；党、政一体运行成本全球之顶峰；（4）、“特色中国”加深了中国社会以公平、公正的人文、知识、社会等等的断裂。这种断裂还将与全球主要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等相长期悖论；（5）、“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13亿公民收入依然低下，几乎根源难以改变……“中国式”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成了简简单单一针见血的中国共产独霸——“党领导一切”！包括中国整个国家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财富资源等等，统统装进这个“铁笼”


“特色中国”——致全球极端房地产业

　　中国至今63年了。前30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又被广为称之“鸟笼经济”；后30多年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又被称之为全球盛行的“市场经济”，但自从2008年9月15日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后，中国经济又发生了核聚变——成“铁笼”经济。最最经典的莫过于中国的房地产业，全中国13亿人都被装进这一一中央一统垄断集权的“铁笼”经济，一如爬上喜玛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峰顶，不管是上、还是退，珠穆朗玛峰顶上之后后退、前行都是悬崖，还得亦步亦趋的继续下走……中国房地产在“18大”之后往哪里走？怎样走？除了中国房地产业要与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接轨、融合之外，还取决于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策略走向，然而就在这向前、退后都是悬崖弥留之际，参加国际货币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东京2012年年会（13-14日）的中方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表示《房地产政策应避免戏剧性变动》，试为中国房地产开出了63年来的货币“药方”——易纲说（见10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东京年会、“佩尔•雅各布森讲座”上讲话），中国央行所能做的是消除限制利用人民币的一些障碍，为人民币与其他主要可兑换货币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中方的贸易伙伴和投资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行选择。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易纲表示，央行将继续推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将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继续投资于主要市场。他同时指出，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足够，今后变动将取决于未来经济发展情况和市场条件。

　　世人皆知：近100多年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走的是一条周期性“螺旋”上升之路，由低潮再走向一个更高的一个新阶段，就这样周而复始。全球第一次爆发金融海啸后也是这样，全球发达国家美国、欧盟将面临一次历史最大、更猛的增长新时期，但这轮上升期可能在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满五年整之后才开始发力……

　　2012年中国GDP：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三季度增长7.4%，中国经济在回落……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东京年会演讲时指出，发达经济体目前推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将影响到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能源和原材料市场，并将波及中国。但他表示，2012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CPI)水平预计不会因此受到大的影响，有望保持在2.7%左右，2012年后则需密切关注农业和农产品价格以及输入型通胀对CPI的影响。他更是讲到中国房地产业——房地产是重要产业，有很长的产业链（作者注：房地产是中国近十年所有产业中最大第一产业，全球各国绝无仅有），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相关政策设计应谨慎，避免戏剧性变动。

　　2007年7月20日，发酵一年多的美国房地产“次贷危机”，终于到2008年9月15日演变成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而席卷了全球。第一次全球金融海啸，引爆点就是当时的美国房地产巨头房里美、房地美公司的债务危机……而今中国房地产业，更是全球各国格外突兀、最最尖端的一个产业。而在过去15年时间（1997—2012年）中国修建了9000万套住房。占全球四分之一钢材需求来自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见8月29日英国《卫报》题《中国可能会令澳大利亚铁矿石泡沫破裂》一文）。

　　8月27日，沉寂多时的浙江省杭州土地市场突起波澜。主城区一次性挂牌7宗土地，出让总面积达303894平方米，为杭州近年来推地量最多的单次拍卖。7宗土地中有4宗住宅用地，都位于成熟的住宅板块，是公认的热门地块。尤其受关注的是杭州滨江奥体单元地块，出让面积为77345平方米，起拍价是23.52亿元，折合楼面价为9504元／平方米。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曾是2010年这轮房地产“土地财政”收益最大、最高第一的省会城市。从短期看，土地市场“解冻”为日益紧绷的土地财政打了一剂强心针。但长远来看，要解地方财政“紧箍咒”之难，必须破除土地财政依赖。“这需要财税改革的配套，需要顶层设计”才能摆脱。但中国楼市调控已经“棋到中盘”，一些根本性、制度性深层问题依然等待中国改革来破题。

　　中国房地产业，与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不同的是：㈠、不是商品；㈡、更不可能在公平、公正的市场上自由买卖；㈢、几乎全是中央政府一统垄断游戏规则，囿昔日莫大的“鸟笼”变成今日的“铁笼”；㈣、全球外汇、粮棉油、金银铜铁等等、等所有商品都可以储备制度，可以任意储备，但中国地产却不允许任何储备；㈤、中国房地产与全球所有“法制国家”悖论，待美国这轮金融海啸、欧元区主权债务完结过去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发展一直以来都是象“大自然”螺旋式上升），那么中国房地产业与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国家相冲突、难有正常发展的生态环境，又怎样与全球主要发展大国、G20国家兼容？“中国特色”已经与“市场经济地位国”埋下了难以逾越的天堑鸿沟，从历史上曾经过的“鸟笼经济”发展成一统中国的“铁笼经济”，房地产就是中共中央一统天下的一个缩影。这几年（指2008年9月15日全球金融后至今），中国通货膨胀达到63年之尖峰，中国房地产业上涨更是拉动、达到改革开放30年之巅峰……

　　到2012年8月末，中国楼市新闻更是密集发布，却总是语焉不详，欲言又止，没有哪一个中国公民能说清楚。先是2012年8月13日（周一）中国国家国土部网站转载了一条湖南湖北两个房产税新试点的消息。虽很快撤掉，但已“一石激起千层浪”。随后湖北地税发言人证实确有此事，隔天又改口“辟谣”。“出尔反尔”的还有央行，忙不迭地澄清，其网站上一篇报告中“用房产税来取代限购”的建议纯属个人见解。事实上，中国房产税的评估、联网等筹备工作一直按部就班，扩大试点几乎也是大势已趋。但在房产税被视为中央加强调控的储备政策的当下，任何“风吹草动”都分外牵动神经。8月初一条“商品房预售制将取消”的传闻也引起市场地震，房地产股集体暴跌，事后证实只是研究机构一条建议。现在中国房地产业举世的尖峰事情，是有病乱投医的超级年代，什么所谓的国策都可能出笼，但中国房地产的生态的大环境、正常化全球G20国中“市场经济地位”又怎样践行成路、兼容不冲突？到2012年末中国房地产业又进入新一轮增长期。

　　而最近8月末这期中共中央党校机关报《学习时报》（8月29日这期《学习时报》，文题为《建立房价合理回归的对冲机制》作者为山东省青岛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程国有）刊文认为：中国房价下跌须控制在20—40%。该文认为：如果中国房地产形成整体性下跌过度大或时间过长，由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中国经济动荡（作者注：就是经济危机）就可能发生。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引爆者——美国2007年7月始发于“次贷危机”中房地美、房里美的前车之鉴，中国当可汲取。这就是说：中国要将房地产调控在一定范围之内，降价20%以上是中国“铁笼经济”所不能接受、也是各级政府不可能的事。

　　曾经因手持天量资产而不可一世的外资房企和投资基金正悄然从中国楼市撤退。转让已有地块，降价促销，跑量回款，不一而足。初步预测，2012年，中国房地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额可能大幅下降50%，并创下人民币升值7周年以来最差投资行情。曾经因手持天量资产而不可一世的外资房企和投资基金正悄然从中国楼市撤退。转让已有地块，降价促销，跑量回款，不一而足。初步预测，2012年，中国房地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额可能大幅下降50%，并创下人民币升值7周年以来最差投资行情。回顾外资“作战”中国楼市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与人民币升值周期捆绑的投资曲线。没有哪个行业或企业能够躲得过这一轮全球经济低迷，曾经因手持天量资产而不可一世的外资房企和投资基金也不例外。单看房地产开发投资中“利用外资”一项，2007年市场最火爆时，其增幅高达632%。到2010年，外资在中国房地产开发中的年同比增速为66%。不过，这一趋势到今年将彻底改写。2012年，中国房地产投资中利用外资额可能大幅下降50%，并创下人民币升值7周年以来最差投资行情（见2012年8月29日《上海证券报》《外资悄然撤离中国楼市全年投资或现腰斩》一文）。细究这一结果就会发现，影响外资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原因有主客观多种因素：首先是政策上，中国一直严格限购外商投资房地产；其次，全球经济低迷，加上人民币升值周期性见顶下落，外资机构将项目变现避险的意图越来越明确；最后，外资同样“受累”宏观调控，与内资企业的竞争中，外资也不得不以价格战来力保生存。种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最终上演了外资2012年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投资热情的大逆转趋势。

　　纵观中国房地产业消息与国略，中国是全球独一无二、“最严厉的房地产策略”，主要来源无非三种：（一）是官方统计数字，具有无法取代的垄断权威性；（二）是国家部委下属研究机构和房地产协会人士，利用接近决策者、御用的优势释放一些调控动向；（三）是中介研究机构、所谓民意，呈现更多的是局部利益、部门利益，被扭曲的市场动态和政策建议。

　　然而，中国从中央政府到省、区、直辖市以及各级地方政府的“矛与盾”都折射出中国楼市调控仍处在历史极端的“非常期”以及巨大的国略争议，并未完全取得任何“共识”，中国中央政府毫不松动的加码游戏规则、一统垄断与地方政府一直延续的土地财产在悖论的“马拉松”游戏规则较劲。各地方出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不断初试锋芒、尝试突破调控的“小动作”，而中央政府在极大规则（派出所谓中央房地产实施“督查组”，但这些“督查组”只管中央的特别管制策略，却不问地方“人大”、地方政府收入策略及地方公民、地方政府运行成本的呼声）、经济下行趋势下，除了更多地“喊话”表达非理性、非生态环境的、非“市场经济”手段的调控决心外，也尚未明确中央策略要表态要出台更严厉的政策、以及长期的中国房地产策略，造成了中国近10年、温氏中国房地产政策出笼越多，中国房地产价格越升高铁板一样的事实。普通公众和业内人士均期待获得更多权威、真实的信息，中国市场更急需吃下一粒“定心丸”，但中国房地产怎样退出“非常期”、几乎没有可能、走上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之路则难上加难、难于登月、难于卫星上天、难于载人探太空。

　　10月13、14日，参加国际货币组织（IMF）和世界银行东京年会的易纲对中国货币国际化做出论述：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驱动，央行不会主动去推动（由人民银行管辖的国家货币利益所决定）；易纲当天还在此年会回答提问中表示，人民币国际化应由市场机制驱动，央行没有相关时间表；易纲说，中国央行所能做的是消除限制利用人民币的一些障碍，为人民币与其他主要可兑换货币创造公平竞争环境，让中方的贸易伙伴和投资企业可以根据市场需要自行选择；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易纲表示，央行将继续推行外汇储备多元化，将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继续投资于主要市场；他同时指出，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足够，今后变动将取决于未来经济发展情况和市场条件；易纲还指出，发达经济体目前推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将影响到大宗商品市场，特别是能源和原材料市场，并将波及中国。但他表示，今年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CPI)水平预计不会因此受到大的影响，有望保持在2.7%左右，今后则需密切关注农业和农产品价格以及输入型通胀对CPI的影响。

　　中国国家统计局10月18日发布：中国经济GDP，一季度增长8.1%，二季度增长7.6%，第三季度增速同比进一步降至7.4%，为连续第七个季度放缓，且已低于中央政府年初设定的全年增长目标7.5%。中国上半年经济增幅为7.8%，创近十年来最低水平……特别值得追议的是：2007年7月，美国著名房地产企业房里美、房地美因债务、信贷链断、造成当年盛行“次贷危机”，然后继续发酵到2008年9月15日演变成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至今美国、欧盟依然挣扎在这场延续了4年多、水深火热的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中。中国，当然应该汲取因房地产引发的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以史为鉴。

　　10月17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称“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这是温家宝总理任内九年、中国房地产达到30年来历史最高峰峰值后、他第7次表态“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但其中超过5次温家宝“调控”目标化为泡影，且一步、又一步、再一步的把中国房地产业逼上举世无双的巅峰。囿于2012年中国地方省、市、区政府大投资超过20万亿，有断言称中国房地产业来年将再上高峰，再加上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在房地产业中寻找财政支持，那么中国房地产这个“铁笼”攀高将无法逆转、无法阻挡。“温氏调控”在荏苒昙花中了去……但“18大”后中国新党政领导人将重新上路，那么中国房地产业举世的严峻将促使新政稳中前行，难解后患……2013年春夏，地方政府这轮“大投资”就会发力，届时温家宝已经“下车”到站，他9年坚守的中国房地产业“调控”却每每再创举世巅峰，说将中国楼市从这举世高台上跳下、谁有这胆量，谁又能建树中国房地产的正常生态环境？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生死的一个关键产业，挑战大于机遇，危机尤其大于前景中个格外凸出，中国房地产业已经站在珠穆朗玛峰上，是上是下、是进是退都是历史无法绕过的举世悬崖！

　　中国房地产近十年，也是在一场史无前例、空前的“防洪筑坝”，现在是层层高坝已经筑成了举世的“悬河”，但天上来水却永远没有任何人能预知来量和大小，温氏这9年来都一直在埋头筑坝了，却没有在中国房地产业的“河床疏通”上有任何作为、有任何建树。在中国“人治”至关重要的房地产业问题上，大自然的法则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人类只能在疏通、顺流、大势所趋上与大自然生生不息……“铁笼”能一时，却不能一世！

　　中国房地产业与发达的美欧国家不同，除了占据着中国格外重要的经济地位、甚至超过所有其它所有产业外，还是从中央政府级地方各级政府“立政”不可缺的中流砥柱。关系到中国至关重要产业——房地产往哪里去？（1）、在回答有关中国房地产泡沫的提问时，央行副行长易纲说：“中国房地产业是一个重要产业，有很长的产业链，也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相关政策设计应谨慎，避免戏剧性变动”。（2）、再加上中央政府总量规划7000万套廉价房，中国房地产业大跃进的高潮期已过……中国房地产建设、上升价格的巅峰状态开始回落，未来怎样常态化，“限购”、与世界各国同步？然而，易纲演讲讲到中国房地产业最最关键是这7个字——“避免戏剧性变动”，可以清晰的指导、这一表态不管是内含意义、还是外表著述，都意味着中国央行对中国房中地产业还将延续、坚守2012年对房地产业基本不变的货币方略。（3）、10月17日，温家宝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称：他认为中国房地产调控初见成效，但依然不稳定，必须“坚持调控政策不动摇”——这是温家宝总理任内九年、中国房地产达到30年来最高峰峰值后、他第七次表态提出“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五次都“调控”不了，这次就立竿见影？则意味着中国中央政府对房地产也方略的弹尽粮绝、“铁笼”穷弊）。不管是中国央行、还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对第四季度经济形势的部署表态，换句话、就围绕中国房地产操作的最大解读是：若准备在中国房地产下行暴跌中购房，那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事，囿未来中国货币策略将维护中央政府的方略、也不允许房地产业消除泡沫、大量下跌，全球有这种“人治”的可能环境吗？中国房地产业进入63年来最严峻、最无奈、最漫长的历史“冬季”，成为“市场经济地位国”中“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世纪之最。

　　后　中国多年累积的体制弊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时变得愈发刺眼，不仅消减宏观调控政策效果，也渐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桎梏。无论是初衷良好的结构型减税（中国60年来，几乎重来没有出笼过针对公民个人、家庭的减税方案实施出笼），抑或其它旨在稳增长的扩大投资等，这些看上去很美的政策，但在中国数千年”官本位”以及最近这几年实施的“统制经济””对上不对下”的定势思维下，执行过程中屡屡被大打折扣，其背後的原因无外乎相关政府部门基於各自利益各唱各调，以及层层叠加的审批管理权限和行政执法中的随意性。“特色中国”的很多问题乱就乱在“批权”上，审批的核心就是不愿放松对权力的把持。从中国市场经济来看，企业应该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自主经济体，但现在中国企业的发展却跟着政府主导的指挥棒乱转，迷失了方向。

　　若要讲全球各国实施的“市场经济地位国”——“法治国家”，中国呈一边倒之大势，一党之下，草木皆兵，且比任何时期都更加整体尖端、严峻；市场经济“裁判机制”源头紊乱，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在中国大兴其道；中国经济囿“鸟笼”聚变成“铁笼”，值得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发展都要加以关注，中国经济怎样融入欧洲、美国等高收入国家经济这是划时代的重大课题。中国经济，成为全球“市场经济地位国”中、不仅仅是中国中央政府——国务院强力“国家干预”“国家控制”的世纪之最，更甚烈于执政党——共产党的党、政“双重”——“党干预”“党控制”，从宏观到根源都完全悖论“市场经济地位国”。

　　到2012年，一种比前30年中国“计划经济”更高度垄断、更惨烈的“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双重体制已经生成、并开始大举在中国演绎，中国既得利益者强化使当前出现诸多社会问题：事实上，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乱象，社会不公更加偏颇主宰经济、财富，从根源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中途中断形成的一种完全紊乱、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权力异化的结果。摆在中国前面的是：一是沿完善市场经济改革道路前行，走向法治市场经济，与“法治国家”全面融合；另一是沿着国家资本主义继续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穷途。当务之急的中国是从源头重启改革议程，全面推进改革：建立健全市场竞争的体系；建立法治，推进民主，实行宪政（改变中国作为“法治国家”长期“零宪法”没有法律根源接轨、实施，中国将《宪法》一直长期搁置、没有任何实施）。在建立法治方面，要体系公民、特别是各级官员中树立法治观念，树立长期公民社会；建立符合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体系；实现法官公正、独立审判执法机制。中国政府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公民对政府公务活动的知情权；重要的根源是要完善中国《宪法》的实体机制，党和政府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并要能够实施《宪法》法律的诉讼与实践检验；实现依法行政，国家《宪法》不能空转，没有审理过任何一件“违宪案件”；要从根源彻底解决中国零《宪法》问题，零宪法、零裁判、零执行、零法律是中国已经频临绝峰；完善中国公民一人一票“举手”的法律制度，逐步扩展民主；培育公民社会，提升公民社会自组织能力等。否则，中国就没有未来！


〖附录〗


一：美国、欧盟判定“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议定书》（2001年11月10日　多哈），这种替代价格或成本的计算方法在中国入世后15年终止。即使有关国家在这15年中都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那么到2016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自动获得承认。但即使没有任何改变甚至一直严重悖论——自由汇率、政府干预、国家控制等等，也能“自动获得”？这是一个极大的悬念。

　　美国判定“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

　　美国1930年《关税法案》第771节18段规定美国商务部按照以下6项标准判定一国是否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1）一国货币自由兑换度；2）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讨价还价确定工人工资；3）针对合资企业设立或外国投资的限制程度；4）生产方式的国有或国家控制程度；5）国家对资源分配、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6）管理机构认为合适的其它标准。

　　美国针对某一行业是否市场导向的行业（MPI）有专门的三条标准：1.政府不能干预被调查商品的定价或产量；2.被调查商品所属的行业应以私人企业或集体所有制企业为主。该行业可以有国有企业，但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将不利于市场经济地位的判定；3.所有主要的投入，不论是实物或非实物（如劳动力、企业管理费用）以及总投入中占重要比例的那部分投入，应该按照市场价格支付的。

　　欧盟判定“市场经济地位国”标准

　　1.公司有关成本、价格和投入，包括原材料、技术和劳工成本、产量、销售和投资方面的决定是依据市场信号做出的，反映了供应和需求，没有严重的国家干预，主要投入的成本很大程度地反映了市场价值。2.公司有一套根据国际会计标准独立审计的，并使用于任何目的清晰的会计审计报告。3.公司的生产成本和财务状况没有因为以前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受到严重的扭曲，特别是在有关资产折旧、其它呆账、易货贸易和以抵偿债务方式实现的支付。4.有关公司受到破产法和财产法的管辖，确保公司营运的合法性和稳定性。5.汇率转换依据市场汇率确定。


二）中国悖论“市场经济地位国”

　　(1)一国货币自由兑换度——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货币。
　　(2)劳资双方通过自由讨价还价确定工人工资——中共党组织在企业中全面设立。
　　(3)针对合资企业设立或外国投资的限制程度——解决外资进入中国敏感市场，如股票市场。
　　(4)生产方式的国有或国家控制程度——国企央企垄断之不公平竞争，最近开放行业领域之36条。
　　(5)中央政府对资源分配、房地产业、国有企业、企业产出和价格决策的控制程度——主要是土地资源之延伸行业，土地政策、房地产经济泡沫危机，特别是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后，全国一统铁笼般对房地产的严厉控制、国务院一系列严控房地产对全国一统行政垄断措施等都违背“国家干预”、“国家控制”及其“国际会计标准”原则。
　　(6)管理机构认为合适的其它标准——可能会是一个国家兼容性的政治问题、法律问题，符合市场经济的政治改革势在必行。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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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0日
作者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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